宏观经济潜在经济增速下降资源地位提升

发达国家陷入零利率陷阱

信用扩张是过去十几年美国经济持续繁荣的一大动力，目前美国国债、家庭负债规模都已超过GDP的90%，商业负债占GDP的比重达到75%。在投资回报率和家庭收入没有显著上升的情形下，不仅企业缺乏新的投资动机，家庭不愿意扩张信用，而且企业和家庭的很大一部分收入会转变为利息支出，实体经济表现出需求低迷，信用停滞的现象。这和日本在过去十几年出现的情形较为相似，都表现出市场利率走低，民间信用规模停滞不前，公共负债持续增长的局面，而高负债和高赤字使得欧元区长期面临着货币、财政工具双重失效的约束。发达国家的资本回报率和增长潜力已经很难有效提升，极度宽松政策刺激过后更可能陷入中长期的经济低迷。

国内人口红利出现拐点，资本积累进程放缓

国内劳动力总量处于拐点，15-24岁新增劳动力供应下降，人口老龄化负担加重，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将对总量增长形成负面影响。由于产能过剩和要素成本上升的原因，国内产业投资回报率下降的趋势已经较为明显，除了公共品、能源矿产和房地产等少部分领域之外，多数竞争充分的行业都面临着产能过剩，利润率下降制约行业规模扩张的问题。在经济政策方面，高房价、高通胀和分配差距加剧等深层次经济矛盾日益凸显，宽松政策带来的副作用不断加大，像09年那样的财政、货币极度宽松局面已经很难重现，中国式“滞胀”将表现为增速下降的同时资产泡沫和通胀水平上升，政策更多地需要在保增长和抑制通胀、资产泡沫这两者之间纠结。

消费和稀缺资源的战略地位提高

中国经济由重化工向大消费的转变正在切实发生，目前已呈现出传统工业领域潜在空间收窄，而传统家电等日常基本消费领域的消费基础不断扩大，汽车、电子、服务业等可选消费领域快速崛起的特征。人口老龄化有助于提升消费比重，十年后中国的人口年龄中位数将上升至37岁（相当于日本在1990年的水平），可以预期消费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将会不断提高。黄金产量在2000年见顶（2600吨）之后，接踵而至的是十年黄金大牛市，目前普遍预计原油产量已经见顶，煤炭、铜等大宗商品的产出拐点可能也会在10-15之内出现，在全球低利率、高赤字的货币环境下，能源、原材料供需缺口的拉大意味着大宗商品的大牛市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中国的土地、房产价格不仅受益于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还享有国内货币超发，潜在通胀上升的估值溢价，在货币超发、居民收入和租金上涨，土地财政等多种客观因素作用下，作为为数不多的稀缺抗通胀资产，不动产的价格和战略地位也会继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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